杨尚昆回忆“秘密录音”事件

  本文摘自:《中老年时报》2013年8月9日7版,作者:苏维民,原题为:《杨尚昆谈“秘密录音”》

  讲话时,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,更不喜欢录音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,后来被称为“秘密录音”问题。“文化大”时期,、“”一伙把所谓“秘密录音”问题炒得沸沸扬扬,并且把所谓“秘密录音”篡改为骇人听闻的“秘密”,不仅是强加在杨尚昆头上的一大罪状,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“秘密”一案得到彻底平反。关于这个问题,在一些老同志,如王芳(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)、叶子龙(时任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)的回忆录里有反映,当事人刘吉顺(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)也发表文章谈自己的亲身经历。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,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,他是怎样评说所谓“秘密录音”问题的呢?上个世纪90年代,杨尚昆撰写回忆录,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,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“秘密录音”问题。

  杨尚昆说,所谓“秘密录音”,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,事情过去了,可以不提了。但是在“文化大”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,说是“秘密”,如此骇人听闻,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。他说:

 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。录音的目的,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,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;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,建立了录音档案,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。

  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。这在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,表现得更为明显。但是是我们党的领袖,讲话没有记载,留不下个东西,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?50年代初,有一次我向提出,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。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。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。过了些时候,在一个小型会议上,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,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,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,以后不要记了。1956年《论十大关系》的讲话,既未录音也无速记,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,阅后很不满意。

  为了汲取这次教训,以后开大会,准备讲话时,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?他说“可以”,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,他说“可以”,我们才安排扩音、录音。1957年2月,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的讲话,就是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。

  1958年7月,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,谈所谓“共同舰队”问题。接见前,要我们准备录音。那个时候技术条件很差,公开摆一架录音机,庞然大物,不甚妥当,于是就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。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,使用的时候,把这个“手表”戴在翻译,就是赵仲元的手腕上,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。这次谈话时间很长,而那个录音机顶多个把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。很快,一小时过去了,谈话继续进行,录音钢丝无法更换,录音没有成功。很不满意,赵仲元却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,烫得肚皮疼,可是也只能忍耐着。这是一次“秘密录音”,一次不成功的录音。

  从1958年11月开始,外出时,对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,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,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,也进行了录音(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)。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,都保存在原机要室,一般不外借,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,须经我批准,如向《选集》编委会提供讲话的部分录音稿,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。